寶山路街道社區文化中心舉行“愛護環境，你我‘桶’行”展示學習活動，讓居民們積極進行垃圾分類。（資料照片）

上海近日實施的《關于建立完善本市生活垃圾全程分類體系的實施方案》轉變思路，首次提出鼓勵居住小區推行生活垃圾“定時定點”投放。在指定的時間和地點才能投放垃圾，如此不方便，能行嗎？

原因：亂扔可明確追責

對于定時定點投放，崇明堡鎮虹寶社區居委會支部書記黃青愉一開始很擔心。這個1500多人規模的社區，對29組垃圾桶十分依賴，如果要定時定點投放，就必須撤走這些垃圾桶，讓居民到指定的3個集中投放點扔垃圾。

“有些人多走一步都嫌煩，定時定點后，最遠的居民扔垃圾單程要花五分鐘，肯定鬧情緒。”黃青愉表示，疑慮還在動員者中蔓延，一些干部和志愿者認為“肯定不會成功”，并且質疑為何要定時定點。

思路的轉變發生在一次交流會上，當崇明城鎮化地區的干部正就垃圾分類難推進而相互吐槽時，許多來自農村的干部卻“一臉輕松”。討教下來，這些農村并沒有十分“驚艷”的做法，無非就是“定點投放+定時監督”——每家每戶門前靠近主干道的地方放置了標上家庭號碼的干濕垃圾桶，保潔員或志愿者每天查看桶內垃圾，做得不好，當場指正；多次拒不整改，將取消評獎評優資格，一些普惠性的補貼也懸了。

就是這種看似簡單的做法，解決了長久以來垃圾分類難推進的一大“癥結”——投放者的責任難明確、難追究。農村的垃圾桶與住戶一一對應，扔好扔壞一目了然，投放者難辭其咎。反觀城鎮化地區，大多情況下，一組垃圾桶對應一幢樓，垃圾誰扔的都不知道，事后追責幾乎不可能。

上海市綠化市容局環衛處處長徐志平坦言，目前上海農村地區垃圾分類的推進情況普遍好于城鎮化地區，關鍵原因正是通過定點投放，把責任明確落實到家家戶戶；而城鎮化地區，由于投放總量大、頻率高，撤掉垃圾桶后投放距離長、矛盾大，實施定時定點的阻力遠大于農村，所以一直躊躇不前。

盡管阻力大，但虹寶社區仍在去年年底毅然推進定時定點。黃青愉表示，幾個月來，居委會和小區物業都承受了相當大的壓力，可效果卻是實實在在的。過去，整個社區29組垃圾桶，如果每組垃圾桶都要人盯，就至少要29名志愿者；如果每家每戶每周至少做一次上門垃圾分類宣傳，動用的志愿者更是數以百計，而且“憑空”指導的效果可能打折扣。現在定時定點后，社區有限的人力資源都可以集中在指定的時間和地點，發揮最大的效率，來一個幫一個、來一個盯一個，也讓居民得到更有針對性的指導、更難忘的監督，可謂一舉兩得。

手段：抓“消極分子”痛點

要讓“定時定點”順利推行并平穩運行下去，必須避免“第一扇破窗”的出現。所謂“第一扇破窗”，就是個別居民因定時定點不方便，在前往指定投放點的過程中，將垃圾直接扔在了樓下、路上或垃圾箱房外。一旦這種行為沒得到有效遏制，其他居民就可能效仿。

上航新村居民區從去年10月開始試點定時定點投放，300多戶居民聽說只能到一個垃圾箱房去扔垃圾，而且每天上下午分別只開3個小時，一下子“炸了鍋”。居委會黨支部書記朱雪菊將剛開始試點的一個多月稱為“陣痛期”，整個垃圾分類推進小組幾乎把所有精力都用來堵“第一扇破窗”，有些垃圾甚至偷扔到了小區外的綠化隔離帶里，物業不得不組織清潔工定期“超范圍”清理。

“你扔我撿”，這樣下去不是辦法。干了20年社區工作的朱雪菊出了一個“奇招”，將那些不守規矩的垃圾袋拆開，從中尋找蛛絲馬跡。通過外賣訂單、快遞單上的地址，很快就鎖定了問題住戶；袋里沒有效信息的，通過公共區域監控攝像頭來找“嫌疑人”。為讓他們長記性，一張張“友情提醒”貼在了問題住戶所在樓的入口處，“含蓄”地指出該樓內有住戶未遵守規定。與此同時，居委會和物業“悄悄”入戶做思想工作，提醒拒不整改的后果很可能是直接曝光門牌號。沒過多久，整個小區亂扔垃圾現象幾乎絕跡。

推進定時定點，單靠一支素質過硬的基層干部隊伍還不夠，更需要一套精細化的社區自治機制。記者在上航新村居委會看到了堆成小山的臺賬，這些“大數據”將去年10月以來，每家每戶每天投放垃圾的次數、破袋與否、干濕分離與否、綠色賬戶記分與否、支持配合與否等信息詳細記錄在冊。參考這些數據，居委會結合每家每戶的年齡、教育層次、職業特征、生活習慣等情況，制定出了“個性化”的促進分類方案。比如，多人合租戶，要指定一名“舍長”，負責該戶垃圾的投放；外籍戶主，通過社區內的外語人才，對其進行一對一培訓和監督；考慮到上航新村有不少居民就職于航空系統，程家橋街道還和東航、國航、春秋等航空公司組建了黨建聯盟，通過單位和社區兩條線，共同推進垃圾分類。

經過近半年，越來越多的可回收物被擋在垃圾桶外，濕垃圾不和干垃圾“搶地盤”，上航新村日均生活垃圾已至少減量三成。今年，“上航新村模式”還將在程家橋街道復制推廣，在商品房、售后公房、別墅等多種類型的社區內探路。

建議：強約束產生分類動力

參照海外經驗，定時定點投放是公認的推進生活垃圾分類的一劑良方，相比上海正在試點的“定時定點”，境外一些地方的做法相對更“麻煩”，給投放者制造的“不方便”更多。

比如在上海世博會上為人津津樂道的生活垃圾分類“臺北模式”，定時定點投放是該模式的重要組成部分。如果人們不按照指定時間到指定地點等候垃圾車，那么只能把垃圾尤其是容易發臭的垃圾放回自家冰箱或是安裝了除臭設備的車庫。因為直到下一次垃圾車出現前這些垃圾沒人收運，隨意處置則將遭到法律制裁。如今，不少臺北居民一聽到垃圾車《致愛麗絲》的音樂響起，就會條件反射地想起垃圾分類。

在日本，定時定點還不夠，還必須做到極其細致的定類。超過10種類別的垃圾，每一種都固定了專門的收運時間和地點，一些種類的垃圾，錯過一次收運可能要等一周甚至一個月。因此，知曉每天回收哪一類垃圾、該到哪里去投放，是當地民眾的必修課。

復旦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系教授戴星翼表示，在垃圾分類這件事情上，許多居民缺乏驅動力，而制定定時定點投放規則，對投放垃圾的過程進行強有力的約束，就是制造一種動力。當這種觀念根深蒂固后，生活垃圾分類就將從被動真正成為自覺的習慣。(陳璽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