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畢業生來說，畢業季的一個重要主題就是畢業論文，而完成畢業論文的種種流程中，十分重要的一個環節就是論文查重，也就是檢測一篇論文中與其他論文重復的文字占文章總字數的比例。然而，這一本應沒有爭議的量化指標卻因各個查重技術軟件有著不同的標準，且不同的檢測方式得出的結果相差甚遠，而讓不少大學生摸不著頭腦。

而在論文查重的背后，學生的剛需甚至催生了“降重”“代寫”等服務。原本促進原創論文發展的技術卻被一些學生和網絡店鋪變成了借助文字游戲掩飾抄襲的輔助工具。我們究竟如何看待論文查重？

論文查重火爆背后，是良莠不齊的查重技術

初稿查一次，盲審查一次，學校代查一次，答辯再查一次。如今，一些畢業生圈子流傳著“一篇論文查四次”的金科玉律。

面對延期畢業甚至取消答辯資格的后果，借助軟件檢測論文相似度的查重服務，這些年成為大學生的剛需。在網上搜索“論文查重”，映入眼簾的是各種品牌的查重產品。不少商家每月數萬的銷量，也從側面證實了它的火爆。

中國青年政治學院法學院碩士畢業生徐宇燕在接受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采訪時回憶了自己查重的經歷：“因為畢業論文需要檢測重復率，我第一次去淘寶上買了個98元的知網查重，之前覺得自己的論文不夠充分，加了很多內容，一查發現重復率20.8%，嚇了一跳。”查重結束之后，她緊急進行了論文修改，再次查重才達到了標準。

蘭州大學的李萌就陷入了這樣的“兩難”狀態。“PTcheck的查重率是27%，超星教育的查重率卻是10.2%。”一字未改的論文，卻得到了結果迥異的報告。

“PTcheck便宜，但它標紅的內容確實有據可依。超星號稱與知網一致，但接近17%的誤差，還是讓人心里沒底。”為了“更穩當些”，李萌逐字比對了兩份報告，對二者重合的部分加以改動。

而在學院給出的權威報告中，李萌論文的重復率是9.2%。“經我改動的部分絕對不止1%。這就說明，前兩次查重都不準確。”李萌有些心疼“縮水”的錢包，但依舊給查重服務打出五星好評。“至少讓我多睡了幾個安穩覺”。

江西師范大學的郭科也曾有過這樣的經歷，他用一波三折來形容自己的論文查重過程。

“第一次查重使用paperpass，查重結果為30%，針對這一數據，我進行了論文修改。結果在論文提交前，我又聽說學校承認的查重結果一般來源于paperfree和知網。”于是他滿懷信心地使用paperfree進行了第二次查重，結果重復率不降反升。

郭科緊急聯系導師進行論文修改，最終通過了學校的查重。“后來感覺有的結果屬于虛高，比知網的結果最多能翻兩倍”。

“降重”“代寫”成了公開的秘密

然而，隨著論文查重的蛋糕越做越大，一條暗渠密布的產業鏈條初現端倪，使單純的查重服務走向“降重”“代寫”“盜賣”。

在某網站，記者就看到了“5年論文重復率修改指導經驗，260位專業碩博士，368門學科，服務修改過11601份論文”的宣傳廣告。原來，如果論文查重沒有通過，自己改又來不及，只要肯花錢，一切訴求，都會有人全權代勞。

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調查發現，一條規避查重軟件的專業化、流程化的生產線儼然形成。在一些網站及網上店鋪，不到一分鐘，你就能得到根據論文抄襲程度和修改要求得出的“合理”估價。一篇總長10341字，要求查重率從22%降到5%的論文，店鋪的報價從840元到860元不等。

然而，不少號稱“由高校教師修改論文”的店鋪，其實都是招聘學生作為兼職寫手。“每個店鋪都有發單群，接到了論文訂單后在群里發任務。”上述知情的大學生表示，“賣家收你錢的時候是每千字100元，發任務的時候只給寫手千字35元，寫手怎么可能給你保證質量？還不是到網上復制粘貼。”

隨著“降重”業務的日漸走俏，一些《降重寶典》《修改秘笈》也在學生中間流傳開來。

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隨機找到兩份，發現其核心近乎雷同——把能改的關鍵詞都替換掉，再變換句式。細分下來，則包括更換章節語序、轉換近義詞、段落分割、轉化圖片、語義轉述、刪減重復部分、英漢互譯等諸多招式。

在李萌看來，這樣的做法并不明智，“過得了查重，也過不了答辯”。“最好還是精讀文獻，在引用文獻觀點的同時延伸自己的觀點。”李萌分享著自己的修改經驗。但她同樣理解身邊同學借助查重技巧，投機“避雷”的行為，“總得畢業，不是嗎？”

然而，“盜賣”論文，成為論文查重的大學生面臨的最大隱患。

在網上購買查重產品，意味著需要把論文所有內容發送給賣家。然而，面對這樣的風險，不少大學生“沒有其他選擇”。例如，很多大學使用的查重數據庫為中國知網，但是目前知網查重的服務并不向個體用戶開放，很多時候他們為了得到和學校統一的查重結果，只得花幾十元，甚至上百元通過淘寶的第三方賣家使用知網查重。

蘭州某高校研一學生王慧就曾遭遇了性質惡劣的論文盜用上傳。王慧在研一的時候打算將自己的本科論文加以修改，進行發表，卻發現原文早已被錄入中國知網，新修改的版本，涉及“全文抄襲”。

經過多方聯系，王慧找到盜用者，但對方將責任全部推給中間商，聲稱自己也不知情，只當是“槍手”代勞的成果。這時，王慧才想起幾年前的一次查重行為。然而，時隔數年，她已無法找到證據，為自己討回說法。萬般無奈下，王慧勒令對方撤稿，并與自己簽下“君子協議”。但這一抄襲事件會產生多大影響，王慧自己也說不清楚，“就像定時炸彈一樣”。

用文字游戲掩飾抄襲，有礙學術創新

記者調查發現，不少高校都對畢業論文的重復率有著嚴格的規定。一般在提交論文時，學院會組織一次集體的論文查重，當重復率超過學校規定的比例，則會要求學生修改，而在第二次最終的論文查重中，仍不合格的學生則面臨著取消答辯機會、延期畢業等結局。

在學術領域不端現象層出不窮的今天，嚴格要求大學生的論文是正確的。但是，當大學生走入“唯重復率至上”的誤區，書寫論文就變成了一場躲避重復率的文字游戲。一方面，查重工具成為學生借助文字游戲掩飾抄襲的輔助工具；另一方面，查重工具對于較長的專業術語無法甄別，甚至無法區別抄襲還是引用的情況，則破壞了學生們的創新活力。

在蘭州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教授劉曉程看來，學生在論文寫作中，應更加重視觀點的獨創性，不要把目光局限在重復率這一指標中。“通過前期研究方法的引用、研究資料的甄別、研究文獻的閱讀、寫作方法的要求，論文會自然而然降了重”。

“查重目的在于規避學術不端，但在一定層面，還是有失公允。”劉曉程以古文獻研究為例，他表示，這一類人文學科的論文轉引其他著作的原話較多，無形之中會使論文的查重率畸高。因此，在他看來，查重率不應成為決定論文質量以及學生是否參加答辯的前提條件。

“過分強調數字，只能帶來‘一刀切’的處理方式，讓學術審核變得更加機械，也讓利益牽扯變得更加復雜。”針對當前的現象，劉曉程建議，將論文評判權力交予學位委員會。“哪怕查重率超過50%，也該給學生申訴的機會。讓人代替機器，作出更為合理的評判”。

而在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研究員儲朝暉看來，論文重復率仍是目前一項重要的檢測指標。“可以有適量的規范引文，但絕對不能抄襲。”他認為，當前學位授予，仍不能欠缺技術查重。“技術層面過不了，就不該進入下一環節”。

“寫到別人未寫處，寫到別人無處寫。只有這樣，才能提高文章整體的獨創性，使論文各個環節內化為自己的本事。”儲朝暉說。（記者葉雨婷實習生王豪王馨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