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隨父姓”的傳統，在國內被沿襲已久。可在安徽合肥長豐縣，若新生兒隨母親姓，則其家庭可獲得1000元獎勵。目前，該縣下塘鎮、左店鄉、朱巷鎮等鄉鎮，已有30戶新生兒家庭“嘗鮮”，主動申請新生子女隨母姓。

跟媽姓，發獎金。在長豐試點的“姓氏改革”，看上去，更像是個噱頭。無怪乎它遭曝光后，迅即引起眼球效應。而集結其上的褒貶不一的輿情，某種程度上，也為解剖社會觀念的多元化提供了切口。

應該說，長豐試點“姓氏改革”，初衷挺好，那就是通過物質激勵，來漸次改變人們的某些病態觀念，比如男尊女卑、“生兒延續香火，生女等于斷后”。或許在推行者看來，蔚為興盛的“子隨父姓”觀念，內含了某種“傳宗接代”的認知習性，這也容易導致父母生育時的男孩偏好；而倡導“隨母姓”，則能淡化父姓意識，逐漸扭轉既有的姓氏傳承觀念，以姓氏去“父姓主導”為支點，帶動男女間的性別平等。

毋庸置疑，給偏頗的性別價值取向矯枉，改變重男輕女的局面，并非壞事。而我國現行《婚姻法》中，也明確規定，子女姓氏可隨父姓也可隨母姓。鼓勵新生兒隨母親姓，拓寬姓氏承襲上的選擇，未嘗就不可。

饒是如此，長豐“子隨母姓獎千元”的做法，仍引發一片質疑。其中有關于政府角色倫理的，如“跟誰姓是家庭內部事務，行政力量有必要干涉嗎”；也有對該舉措實效的考量，如“獎勵就能調解男女比例失調的問題？”；還有對“錢從何來”的追問……這些質疑，不能說都言之在理，可它也點出所謂“姓氏改革”的疑點所在。

從新聞看，對獎金誰埋單，報道中并未交代，也難怪部分人擔心它是揮霍公款。而就現狀而言，它極可能是中國/聯合國人口基金贊助，資料顯示，從2011年開始，長豐縣被評定為該基金會“第七周期性別平等項目縣”，項目周期五年。若獎勵資金果真系贊助，那對當地政府“亂花錢”的指摘，或許有失偏頗。

但沒亂花錢，不等于就是作為得當。對子女該跟誰姓，法律給出的方案是“家庭協商”，對政府來說，不宜主動干預，哪怕是協作，都有越俎代庖之嫌。畢竟姓氏承繼的命題，存諸文化承繼與私域選擇的交集之中，由行政主體插手，或屬越界。政府與其推動基層以村規民約方式，對獎勵舉措加以固定，不如在溫風化雨的文化濡染中，在潛移默化的軟性感召中，實現移風易俗。

更主要的，是以獎勵方式改變性別歧視問題，進而增進男女性別平等，有些避實就虛，作用也很難高估。要知道，僅以“男權本位”的視角解讀子隨父姓，本就有些片面。就像有些姓氏文化專家說的：姓氏是種復雜的文化指代符號，它糅合了血脈關系、宗親紐帶等倫理維度；還有生物學者指出，孩子跟父姓，有遺傳學依據，血緣直系后代的延續，是以基因為“識別符”的……而最為重要的，是它在時間沉淀下，已成風俗習慣，成了文化認同，這顯然不是“性別歧視”解釋得了的。

以此看，與其在姓氏上做文章，不如做些更實在的事兒，比如盡力規避現實中的就業性別歧視，修改那些涉歧視的規定。而要改變“重男輕女”的生育選擇，則應著眼于“養兒防老”等心理基礎，通過制度化養老保障的方式，來消除其現實顧慮。本質上，這才是政府的應履之責。

有人說，“姓氏革命”其實就是“重返母系社會”的潛意識顏色革命，太過原始，也罔顧了文化傳承的力量。比起在姓氏傳承上“動腦子”，消除“養老靠兒”的土壤、消除那些顯性歧視，要現實和靠譜得多。之于政府，也該懂得在消除性別歧視上的權責邊界，而不宜“瞎忙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