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新社會治理體制，對于維護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增加和諧因素，增強社會發展活力，提高社會治理水平，全面推進平安中國建設，維護國家安全，確保人民安居樂業、社會安定有序具有重要意義。

改革開放以來，黨和政府始終高度重視社會管理，為形成和發展適應我國國情的社會管理制度進行了不懈的探索和實踐，取得了重大成績，積累了寶貴經驗。同時，我們也要看到，當前我國處于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又處于社會矛盾凸顯期，社會管理面臨著新情況和新問題。一是人民內部矛盾易發多發。一方面，矛盾主要集中在農村土地征收征用、城鎮房屋拆遷、國有企業改制、涉法涉訴等領域，因勞資糾紛、醫患糾紛、環境污染、非法集資、股市房市投資受損等引發的矛盾明顯增多。另一方面，矛盾涉及各行業各階層，既有農民、城鎮居民、職工、離退休人員、個體工商業者、學生，也有軍隊退役人員、原民辦教師、老村干部、老知青等特定人群。二是社會組織管理和服務問題突出。一方面，各類社會組織快速增多，截至2012年底，全國依法登記的社會組織49.2萬個，備案的城鄉社區社會組織近40萬個。另一方面，政社不分現象依然存在，社會組織發展培育不足，活力不強，作用發揮不夠。三是公共安全形勢嚴峻。安全生產事故時有發生，2012年全國發生安全事故33萬起，造成7.2萬人死亡。食品藥品安全問題時有出現，嚴重影響人民群眾生命健康安全。以報復社會為目的的惡性案件和極端事件有所增多，我國仍處于刑事犯罪高發期。信息網絡管理任務日益繁重，我國有5.64億網民，4.2億手機上網用戶，是世界上互聯網使用人口最多的國家。外部勢力千方百計進行滲透破壞活動，國家安全面臨嚴峻挑戰。

從總體上看，我國社會領域存在的問題，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和階段性特征的集中反映。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體制深刻變革，利益格局深刻調整，思想觀念深刻變化，社會活力顯著增強，同時社會結構和社會組織形式發生深刻變動，社會管理環境發生了深刻變化。主要表現在：一是從經濟層面看，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和經濟結構調整不斷推進，大批人員需要下崗轉崗，以多種形式創業就業；隨著農村生產力不斷發展，大批農村富余勞動力需要轉移就業；地區之間、城鄉之間發展差距以及部分社會成員之間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較大，統籌各方面利益難度增加；隨著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社會組織形式需要作出相應變動；工業用地、城市用地需求激增，農村土地征收征用、城鎮房屋拆遷容易產生大量矛盾；長期存在的粗放型發展方式在安全生產、環境保護、產品質量等方面引發不少社會問題。二是從社會層面看，改革開放以來的最大變化是，計劃經濟時期，我國實行以“單位制”和城市街居、農村社隊相結合的基層社會管理模式，黨和政府主要通過單位、街居、社隊聯系群眾、整合社會利益、調節社會矛盾。現在，機關和企事業單位等承擔的社會管理職能大部分已經剝離出去，越來越多的人由“單位人”變成“社會人”。非公有制經濟組織、社會組織快速發展，城鄉流動人口大量增加，新的社會階層不斷出現，導致城鄉結構、就業結構、人口結構、居住結構等發生重大變化。三是從思想文化層面看，人們思想活動的獨立性、選擇性、多變性、差異性明顯增加。一方面，人們的公平意識、民主意識、權利意識、法治意識、監督意識不斷增強。另一方面，部分社會成員思想道德失范，有些人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發生扭曲。四是從工作層面看，一些部門和地方經濟建設一手硬、社會管理一手軟問題仍然不同程度存在，面對新情況，過去行之有效的管理理念、管理制度、管理手段、管理方法已經難以完全適應。

因此，《決定》要求通過深化改革，實現從社會管理轉向社會治理的創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