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時代本應成“老古董”的卡式磁帶、復讀機，靠著與英語等教材的“捆綁”得以“續命”，每年還在大量生產、分發，又被大量閑置、廢棄。近日，多位受訪專家和學生家長認為，卡式磁帶、復讀機因使用不便、效果不佳易被閑置，客觀上浪費了資源，也增加了經濟負擔，還對環境構成潛在威脅，不利于通過教育樹立“資源節約、環境友好”的生態文明正向引導。

根據教育部門介紹，聽力教材使用磁帶，是為了確保最貧困地區的孩子也能負擔得起。雖然這種媒介形式在發達城市的確有些“落伍”，但對偏遠地區的學校、學生來說，沒有網絡、電腦的情形依然存在，他們購買卡式磁帶錄放機的費用相對較低，通過磁帶進行學習也最便利。應該說，這個說法有其合理之處，但沒有足夠的說服力，因為這個需求是小眾的，不足以強烈到每個人都要“強制標配”的程度，至少就結果來看，它也是不夠明智的。簡單算一筆賬，2017年全國共有在校初中生4300多萬人、高中生2700多萬人，還有數量更多的小學生和學前教育兒童，如果其中1000萬人使用卡式磁帶和復讀機，相關教育開支將達數億元。這意味著，如果把自由選擇權交給學生和家長，同時提供磁帶光盤、影音文件下載、新型電教工具等不同媒介形式，就可節省下一大筆不必要的成本，這些錢用來幫助貧困生改善條件，不是更好嗎？

從政策層面上來看，多地教育部門是支持“自愿購買”的，但落實到行動上，往往變成了“統買統發”。早在2007年4月，陜西省教育廳便率先規定小學、初中、高中《信息技術》文本教材均不得給學生搭售光盤；小學、初中英語教材所配錄音磁帶由學生自愿購買。但直到2016年，才由上海首次完成了教材和磁帶的分離。這種對市場需求的遲鈍感，跟教材供給市場有關。由于教學考試對教材有一定要求，教學用書內容、配套資料均由國家相關部門審定。這是由我國基礎教育的相關特點決定的，但并不構成出版社坐收漁利的理由，一些出版社以“指定”為依據，罔顧學校和學生的現實需要，不思進取，拒絕更新，即便賺得盆滿缽滿，也恐怕難如人意。因此，需要推動頂層設計，鼓勵出版社加強競爭，各省份依據大綱自主選擇教材，并強制出版社提供多元化媒介，努力給學校方面提供更多更好的選擇。

不僅要給學校選擇權，更要給學生選擇權，之所以特別強調這一點，是因為過去也出現了一些情況，雖然學校可以自主決定教材，但沒有很好地尊重學生意愿。比如2016年，山東鄒平某中學擬推行“平板教學”，每個學生要交2800元買平板，該校1600多名高一學生中有1000多名學生交費。對于這項收費，多數學生就表示“不自愿”。現在也有很多“在線教育平臺”，打著創新教育的幌子和學校合作，強制學生下載和消費，也是漠視學生選擇權的表現。歸根結底，類似行政指令的誕生，在于學生、學校的角色和地位不對等。對此，要規范教育教學重要事項的決策、審批程序，少些“拍腦袋”“校長意志”，特別是強化家長和學生參與機制，涉及經濟負擔的支出項目達到一定額度，就應召開家長委員會會議，和家長進行對話。

教材和磁帶“松綁”，還可以釋放出環保優勢。有人計算，現在每年產生的磁帶外殼折算成等重塑料袋能覆蓋200多個標準足球場，沾滿磁粉的塑料帶能纏繞地球40多圈。如果能把這部分資源節省下來，不僅可以為“降塑”“限塑”盡一份力，更可以弘揚環保意識，促進環保事業發展。(扶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