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3日-16日，中國進入兩會時間。2214名政協委員，2943名人大代表，齊聚北京共商國是。

會前會后，會上會下，期待多多、熱議多多，實在難以一一呈現，于是記者冒掛一漏萬的風險，根據采訪所得，報道八大熱詞如下。

熱詞一：“十三五”規劃

“本次大會重點是圍繞‘十三五’規劃建言獻策。”

“本次會議期間，‘十三五’規劃是大家最關注的議題之一。”

無論是3月2日全國政協十二屆四次會議新聞發布會，還是3月4日的十二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新聞發布會，全國政協會議新聞發言人王國慶和全國人大會議新聞發言人傅瑩，在發布會開篇便提到了“十三五”規劃，由此可見，本屆全國兩會對“十三五”規劃綱要的審議工作高度關注。

數據顯示，2015年全國兩會，在8239件代表建議中，有近800件就編制“十三五”規劃綱要和“十三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提出了意見。而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的重要議程之一就是審查和批準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綱要。

為何代表委員會如此關注“十三五”規劃？

“中國經濟下行壓力加大，外界認為中國面臨新的挑戰，世界經濟形勢也不是那么給力。在這種情況下，外界非常關心，想知道中國能夠拿出什么樣的魄力、什么樣的智慧去破解難題。”傅瑩坦言，社會各界對中國將用什么樣的方案、什么樣的措施、什么樣的投入實現穩定增長，推進供給側改革非常關注，尤其是“十三五”規劃是2020年實現第一個百年目標的最后一個五年規劃，人們不僅給予了高度關注，還賦予了很多期待，希望能夠吃到“定心丸”。

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助理教授鄢一龍分析，經濟發展五年規劃有三大功能：對公共資源配置有約束作用，主要體現在各種約束性的指標，這對于市場的決定作用是一種補充；對于混合產品相關資源有引導作用，比如產業結構調整、“中國制造2025”戰略，主要是由企業落實，但政府宏觀上給予指導；有預測性功能，穩定社會預期。

“五年規劃將市場的活力與政府的宏觀規劃相結合，有利于資源更有效的配置。這體現了社會主義制度以及我們國家政治體制的優越性。”鄢一龍指出，“很多西方國家沒有類似的規劃，即使有也只是執政黨的一種政治愿景，還要經歷博弈過程。而中國有一套機制推動規劃落實，讓整個國家沿著一個方向實現共同目標。”

熱詞二：供給側改革

在全國兩會現場，記者們頻頻針對“供給側改革”發問，這是今年代表委員們重點討論話題。根據2015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部署：2016年經濟社會發展特別是結構性改革任務十分繁重，主要抓好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五大任務。供給側改革五大任務正在各地有序推進。

經濟新常態下，供給側改革正從“高頻詞”化為政府、企業明晰具體的改革“路線圖”。2015年11月，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上首次提出“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2015年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召開后，以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五大任務為重點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正式啟動。2月底，中國人民銀行降準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營造適宜的貨幣金融環境。

如何推進落實供給側改革，讓產能與需求相匹配，這涉及到產業結構的調整和資源分配以及利益的調整。

上海交通大學上海高級金融學院教授錢軍在接受《國際金融報》記者采訪時表示，供給側改革的落實重點應該在財政政策方面發力。

錢軍指出，“去產能，肯定要靠第三產業支撐，靠消費、靠新興行業、靠創業，這就需要財政方面的結合，其中重要的一點是給中小企業減稅，尤其是給第三產業、新興行業的企業減負。減稅就意味著政府的收入短期內會減少，不過中央政府的負債率是很低的，減稅空間是有的。另一個方法是地方政府推動項目，當然，地方政府推項目前，應該評審一下哪些應該做，哪些可以做，哪些能夠做。”

上海財經大學經濟學院經濟系主任金煜在接受《國際金融報》記者采訪時給出了相同的觀點，去產能最重要的還是財政稅收方面有所落實，“去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已經提出，接下來應該減少稅收，一方面降低企業成本，另一方面可以通過政府的負債促進公共經濟的發展。”

金煜同時提出，供給側改革的另一個重要切入口是，解決好人口流動問題。他表示，“從供給側看，一個是要調整這個結構牽涉到的戶籍制度，像上海最近今年已經開始出現了人口的負增長，如果要進行結構調整的話，人口因素還是非常重要，這也會牽扯到深層次的戶籍制度改革問題。”

金煜認為，供給側改革強調的是結構的調整，希望把原來粗放型的經濟向節約型經濟進行轉變，“無論是企業轉型也好，還是人口轉移也好，都需要政府提供公共產品，需要企業進行一定的投入，政府需要在宏觀經濟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方面有一個組合。”

供給側改革，除了在財政政策上發揮政策效力外，金融市場有無發揮的空間呢？

“當前供給側改革，要充分發揮金融行業作用，幫助企業去產能。”全國政協委員、原東方資產管理公司總裁梅興保在本屆全國兩會期間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目前去產能是供給側改革的重點和難點，應當充分發揮金融行業的宏觀調控、引導作用，幫助實體企業去產能，加大對不良資產的處置。他說，其中債轉股的方式值得研究，這也是今年他參加全國兩會遞交提案的重要內容。

去杠桿方面，金煜表示，金融工具也有發揮空間，“政府目前的債務雖然較高但還是可控制的，所以去杠桿不應該從靜態的角度去考慮，比如過多地發行新債去償還舊債，政府應該從動態的角度去看去杠桿這個問題，可以考慮債務向未來分攤，通過金融市場的債務分攤減輕政府償還債務壓力，同時也鼓勵了政府繼續提供公共品，減少了系統性的風險。”

熱詞三：房地產去庫存

近幾年的全國兩會，“房地產”總是一個逃不開的話題，今年房地產最大的話題是如何“去庫存”。

數據顯示，1月份70個大中城市中有38個城市環比上漲，一線城市房價平均漲幅超過20%。其中，一二線城市房價居高不下，漲幅居前，相反的是，三四線城市仍然面臨著巨大的去庫存壓力。為此，國家出臺了一系列政策來去房地產庫存，包括首付降至20%、調降契稅和營業稅、公積金異地購房等措施。

“房地產庫存問題應受到高度重視。”全國政協委員、住建部專家委員會成員張鴻銘3月2日接受記者采訪時表達了自己的擔憂，“60多億平米的庫存，占用的資金總量約達到40萬億”，“1/3左右為開發商的自有資金，至少28萬億是向債權人融資的，其中又有14萬億是向金融系統融資的，約占2015年底中國貨幣供應量(M1)的34.91%。”

張鴻銘認為，現有庫存有兩個難點，“一是非住宅庫存。2011年中國全面實施‘限購令’后，房地產企業大量向非住宅(寫字樓、商業)進行投資。如今，這部分非住宅項目的土地性質難以轉化，并出現嚴重的積壓。據估算，非住宅庫存占用的資金規模約有十幾萬億。二是三四線城市庫存。這部分庫存的問題，是簡單的降價所無法解決的。”

如何解決房地產去庫存問題呢？

同濟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建設管理與房地產系教授、房地產研究所所長施建剛在接受《國際金融報》記者采訪時表示，方式還是很多的，比如降低交易稅費、降低房價等。

在他看來，一二線城市在消化庫存上沒有問題，一旦政策松綁，庫存馬上就能消化。但是三四線城市現在確實存在問題，不少的房地產開發商，包括大型房地產企業到三四線城市開發的房產消化都比較慢，“因為三四線城市消費觀念不一樣，對住房的投資性興趣沒有一二線城市居民大。”

消化庫存的路徑有何選擇嗎？

施建剛表示，消化庫存需要分層次消化，“比如說一線城市，市場基本就能自行消化，二線城市，由于限購政策基本已取消，壓力也不大。對于三四線城市，一方面，要想辦法吸引一二線城市居民向三四線城市引導，尤其是65歲以后的老年人。怎么去吸引他們呢，一方面通過低房價；第二方面通過稅收，比如最近出臺的印花稅還是可以的；再一個是解決戶口的問題。”

遺憾的是，目前人口流動方向與施建剛的期待是相反的，這種情況下一二線城市的房價就不會跌，而三四線城市很有可能會跟風漲。

對此，上海財經大學高等研究院房地產與城市研究中心副教授張思思指出，“三四線城市之所以去庫存難，關鍵還是這個城市的配套設施比較差，之所以大家都想去北上廣深，是因為這些城市的教育資源、公共服務和醫療衛生等配套設施能夠吸引人的流入。另一方面是城市的活力，包括就業機會等都是三四線城市所缺少的。”

張思思說，“目前很多房地產政策都是一種短期的政策，急于消化庫存，缺少長遠的規劃，包括鼓勵農民工進城買房的政策，如果沒有戶籍制度的配套改革，沒有農民工子女教育問題的配套改革，以及很多大城市房價一直居高不下的話，很難達到讓農民工買房的效果。”

針對去庫存，金煜不忘提醒，去庫存的同時還是要防范金融風險，“現在有一種說法：做一年的工作還不如去買套房。在這種情況下，應該逐步地去庫存，這樣可以較好控制某些區域內的投資泡沫。”

熱詞四：脫貧攻堅戰

2015年底，中央召開的扶貧開發工作會議提出，到2020年中國現行標準下農村7000多萬貧困人口實現全部脫貧，貧困縣全都摘帽，解決區域性整體貧困。會上，中西部22個省區市黨政主要負責同志也簽署了脫貧攻堅責任書。

一場脫貧攻堅戰正在中國多個省份打響。這是中國今后五年最艱巨的一場“硬仗”。扶持誰、誰來扶、怎么扶成為社會關注的熱點。

錢軍認為，從金融角度上看，貧窮人口和富裕人口有非常大的區別。他指出，“很貧窮的地方根本沒有機會去接觸金融工具，最簡單的比如說開銀行賬戶。非洲很多很窮的國家70%以上的家庭沒有銀行賬戶，銀行考慮風險也不愿意去那些地方開。所以從金融角度來扶貧的話，金融能夠做的實際上是讓金融的覆蓋面擴展到農村。除了傳統的金融機構以外，互聯網也可以發揮作用，但是這方面安全還是很重要。農村要真的接觸到金融服務，第一個他可以開個賬戶存錢，第二個他能夠借錢，但借錢的風險要在能夠計算控制的情況下。”

全國政協委員、聯想集團董事長兼CEO楊元慶提到了運用互聯網來扶貧，他在今年全國兩會上呼吁，應加大力度推進中國“信息扶貧”事業發展，通過多種方式提高我國貧困地區農民互聯網應用水平，利用互聯網技術實現精準扶貧。

楊元慶認為，互聯網最大的優勢就是能夠幫助傳統經濟社會領域打破時間、空間限制，打破信息壁壘，實現幫扶需求與供給的有效對接，最終推動扶貧工作實現模式和運行機制的轉型升級與創新。

“2015年以來，在國家‘互聯網+’行動計劃的引領下，全國掀起了新一輪的互聯網與傳統行業融合的浪潮，互聯網對商業、金融、教育、旅游等傳統行業產生的帶動效益日益凸顯。”楊元慶認為，當前，要實現互聯網時代的“信息扶貧”還存在以下一些問題：一是當前我國貧困地區經濟有所發展，但信息化基礎建設設施相對落后，互聯網普及率偏低。第二，各省市扶貧信息網站已初見規模，缺乏國家層面社會信息對接網絡平臺。第三，目前中國貧困地區農民互聯網應用能力有待全面提高。

因此，楊元慶建議，要加強多方合作，完善貧困地區信息基礎設施的建設；重視社會參與，構建全國性的社會扶貧信息對接平臺，利用互聯網技術實現精準扶貧；提升素質，通過多種方式提高我國貧困地區農民互聯網應用水平。

熱詞五：中國制造2025

“中國制造2025”命題是在2015年政府工作報告中首次提出的。如何更好地落實，也成為本屆全國兩會的重要討論話題。

眾所周知，制造業是國民經濟的主體，是立國之本、興國之器、強國之基，研究如何打造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制造業，改變“大而不強”的現狀已是當務之急。

3月1日，全國政協委員、美特斯邦威董事長周成建向《國際金融報》記者提出的兩會建議：要推動中國制造業的升級，一方面要發揮產業主體的主觀能動性，扶持“衣、食、住、行”大消費領域中的中國民族品牌，通過民族品牌的行業影響力帶動產業結構的深度調整；另一方面需要營造適宜的政策環境，如同推動高新技術企業發展一樣，推動制造業、民族品牌的創新升級。

周成建認為，“十三五”規劃提出讓制造業升級，實現“中國制造2025”。在這次轉型升級過程中，民族品牌、制造業的發展必然要與互聯網、高新技術產生深度融合，需要充分借助互聯網應用場景、互聯網工具完成企業升級、品牌升級和競爭力重造，企業需要為這一深層次改造投入巨大努力。

國務院印發的《中國制造2025》中提到：建設制造強國，必須發揮制度優勢，動員各方面力量，進一步深化改革，完善政策措施，建立靈活高效的實施機制，營造良好環境，實現中國制造向中國創造轉變，中國速度向中國質量轉變，中國產品向中國品牌轉變。

幾十年來，中國制造在產業低端鏈低端生存，是一個大進大出的格局，大量從國外輸入原料元件，再把大量成品輸出，企業賺取微薄的中間環節費用，并把污染留在國內。上海財經大學經濟學院副教授趙克鋒在接受《國際金融報》記者采訪時指出，如此的“大進大出”意味著只能發展沿海城市。

“這些年的發展告訴我們，通過適當管理和政府指導，可以讓上游的元件制造也放在中國，加上渝新歐鐵路比海運還低的運費，內陸城市也可以迅速發展起來。下一步，就是要看如何通過互聯網去中間化，提供一站式服務，讓國外廠家和顧客可以更直接地跟中國人做生意、購買我們的產品，這其中比較加強教育，加強法制。另外，中國制造必需更慎重地考慮綠色制造，不要禍害后代。”趙克鋒指出。

熱詞六：互聯網+

“互聯網+”可以說是當下中國經濟領域最紅的名詞之一，全國人大代表、騰訊公司董事會主席兼首席執行官馬化騰在2015年的全國兩會上遞交的《關于以“互聯網+”為驅動，推進我國經濟社會創新發展的建議》中呼吁，希望“互聯網+”生態戰略能夠被國家采納，成為國家戰略。而此次，他帶上兩會的建議中便是關于進一步推進“互聯網+”行動計劃落地的。

目前互聯網作為信息能源的基礎設施地位明顯，像水和電一樣融入人民生活，融入各行各業，并催生出如互聯網金融、在線租車等新業態，在政府推動和市場主導下，電信業、制造業、軟件業等一齊參與到“互聯網+”的融合發展進程中，共同推進國民經濟建設取得跨越式發展。

在今年的全國兩會上，馬化騰建議，相比“互聯網+”行動計劃推進程度，我國網絡基礎設施建設能力還需全面提升；面對“互聯網+”催生的創新業態，當前監管理念需要逐步轉變；“互聯網+”行動計劃實施過程中的配套政策還要持續落地發揮實效；“互聯網+”時代面臨更多的信息安全問題挑戰。

而在互聯網+進一步落實和升級過程中，趙克鋒向《國際金融報》記者指出，互聯網產業的下一步應該是物聯網，不少互聯網巨頭也預言互聯網會融合傳感網、移動互聯網形成物聯網，讓萬物可以聯通、尋址、被控制。

“過去20年，互聯網發展迅猛，不過，暴露出來的問題也不少。比如說，對傳統產業的沖擊，對傳統消費模式的顛覆的同時，新消費模式并沒有真正崛起；知識產權保護的缺乏讓創新乏力；互聯網平臺，特別是互聯網金融平臺，還存在粗放式發展的問題。”趙克鋒表示，“讓互聯網產業升級，真正普惠大眾，互聯網的監管是必要的，政府要多做研究，當然，也不能矯枉過正。”

熱詞七：監管體制改革

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指出，金融市場顯露的局部風險，特別是近期資本市場的劇烈波動說明，現行監管框架存在著不適應我國金融業發展的體制性矛盾。

特別是2015年，中國資本市場波動幅度較大，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曾表示，相關的經驗教訓一定要總結，其中就包括監管方面的問題。因此，本屆全國兩會，代表委員們對金融監管體制如何改革的問題也比較關心。

目前，在互聯網金融快速發展的情況下，金融跨業發展的情況越來越多，如何加強金融管理部門之間的協調、防范金融系統風險，促進金融發展，更好地為實體經濟服務成為兩會關注的重點。

全國政協委員、中央財經大學教授賀強3月4日便向記者指出，為防范金融風險、促進行業健康發展，互聯網金融聯合監管很重要。

“互聯網金融擴張到金融領域方方面面，比如互聯網證券、互聯網保險，業務擴展很多。很多業務是互相交叉，只靠一家分工監管肯定不行。”賀強指出，“監管部門應加強協同監管。這個要落實，比如設立辦公室、小組、委員會，有實際機構有人員。”

賀強進一步強調，互聯網金融的監管，從監管層而言是缺乏人才，缺乏既要懂互聯網又要懂金融，這樣的復合型人才，所以監管人才很重要。因此，要重視對互聯網金融監管復合型人才的培養。

“金融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做的。”賀強認為，要堅決取締違法違規的行為，鼓勵大的公司參與互聯網金融的發展。應有門檻、把關審查、持證上崗。

針對金融更好地服務實體經濟，錢軍在接受《國際金融報》采訪時認為，讓金融市場變得更市場化這點很重要，具體來講就是股市、債券、匯率的市場化。

熱詞八：綠色發展

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建設生態文明、維護生態安全的講話、論述、批示超過60次，對綠色發展高度重視。

自2013年以來的全國兩會，習近平對綠色發展都有關注。2013年全國兩會上，習近平提出努力建設美麗中國；2014年全國兩會上，習近平強調，經濟發展要堅持走綠色發展之路；2015年全國兩會上，習近平指出，要像保護眼睛一樣保護生態環境，要像對待生命一樣對待生態環境。

“十三五”時期，五大發展理念中就有綠色這一項。“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已成為社會共識，但現實距離這個目標還比較遠，一到冬天霧霾圍城的問題遠遠沒有得到根本逆轉。

去年全國兩會期間，環境保護部部長陳吉寧剛剛履新不久，他在兩會記者會上的專業性發言讓大家印象深刻。到了今年，巴黎氣候大會已經達成減排協議。另外，北京官方已經確定將通過建立城市通風廊道來吹霾，這引發熱議。面對環保領域的老問題和新情況，代表委員以及決策官員會怎么說?

3月4日，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核動力研究院院長羅琦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建議開展全國性的自愿減排交易試點，大力支持和鼓勵自愿減排項目，“引導與激勵全社會積極主動地自愿減排，才能真正推動經濟社會向綠色、低碳可持續轉型。”

據悉，從2013年開始，我國已經在七個省市全面啟動了碳交易試點，2015年度碳市場交易總量大約6600萬噸。

但在羅琦看來，“在目前國內碳排放權實行配額管理制度下，不排除部分控排主體在沒有減排作為的情況下，仍有視作減排成果的結余配額轉讓，實際交易標的僅僅是沒有用掉的配額。”

羅琦建議，進一步開展全國性的自愿減排交易試點。一方面，對自愿減排項目的支持政策至少與配額管理并重；另一方面，取消對核證自愿減排量交易的區域限制，支持核證自愿減排量在國內市場實現全域流通。